苦心豈免容螻蟻 香葉終須宿鸞鳳 (杜甫 古栢行)
演說1305
蝴蝶效應經濟學 (2000)
Butterfly Economics：A New 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Behaviour
Paul Ormerod
(甲) 古典經濟學前設的反思
1「效用函數」假設
為了執著 “個人效用函數穩定不變” 這個工作前設，傳統經濟學將 “個人” 這個社會單子，塑造為：
a「封閉的」(即不受他人影響的)；
舉例：別人愛吃甚麼和我愛吃橙全然無關。
和
b「一致的」(即內部無矛盾的)；
舉例：我愛橙勝過梨，愛梨勝過蘋果，則我必愛橙多於愛蘋果。
經濟學家建立上述前設，不是因為他們愚蠢，而是因為當時沒有合適的數學工具可用來描述複雜的互動狀態。
(乙) 蝴蝶效應
2螞蟻實驗
昆蟲學家對螞蟻行為進行了一項實驗：
與蟻窩相等距離的兩處地方，各設置了性質相同，數量相等的食物堆。 這窩螞蟻出來覓食只有這兩處地方可去。
並且使到每堆食物經常保持著數量不變。 即是說，每被螞蟻搬走一顆食物，立即補充一顆上去。
實驗目的在於觀察 “蟻群” (而非個蟻) 搬運食物的行為，隨著時間過去作何變化？
先考量 “單一螞蟻” 的行為模式。
〈模式A〉 假設螞蟻是 “獨立特行” 的動物，即是說它的行為不受其他蟻的影響。
這樣的一隻 “行為蟻” ，(因為欠缺理性)其最初的一 “搬” 應該是隨機的，但接下來的搬運取徑則會受到「條件制約理論」 驅使，重複 “第一搬” 的做法。
那麽，每隻 “個蟻” 的行為打從開始便是穩定的，但其分佈則是隨機的。***
另外，從 “蟻群” 層次觀察，根據 「大數法則」，只要 “人口/蟻口”population足夠大，兩堆食物的蟻分佈便會靠近50：50。***
整體分佈狀况應該很早便已隨機地確立，且一經確立便不再改變。***
不過，我們素來知道 “蟻為社會的動物” 。
〈模式B〉假設螞蟻的行為本質上會受到其他蟻的影響。
事實上昆蟲學家早已知道螞蟻透過 “費洛蒙”—體外荷爾蒙， 在路上留下 “足跡” ，指引同僚前往食物源。***
這樣的一隻 “行為蟻” ，(因為具有某種理性) 無論初始的選擇如何，後來的搬運取徑便會受到 “別蟻” ，尤其是 “多數派” (因為留下較大量的費洛蒙) 的強烈影響，而向主流方向靠攏(或保持)。***
那麽， “個蟻” 的行為就算起初有所反覆，最終會趨於穩定，而與主流渾成一體。****
從 “蟻群” 層面觀察，兩堆食物的蟻分佈會隨著時間軸變化，*** 起初較可能出現 “拉鋸局面” ，然後天平傾向某一方，變動加速，最後蟻分佈達到100：0。
生物學者大都傾向這種想法。
3實驗結果
真正發生的是完全不同的結果，即使實驗持續進行很長的時間，對整個蟻群而言(即忽略任何單一螞蟻的行為) ，到任一食物堆取食的比例，會明顯地按 隨意的方式繼續波動。*****
蟻群的行為，正如人群一樣，具備非常複雜的特徵！
精細地描述一下，在大多數的時間上， “大多數的”螞蟻會到同一食物堆覓食 (儘管許多個別螞蟻可能頻密 “變節” ，但背叛的效果相互抵消。) ；換句話說，系統會維持穩定，比例傾側，而小幅變化。****
但是這種穩定性總會受到侵蝕， “蟻群” 終會改變方向，轉往非主流的食物堆。*****
有時候擺動幅度甚至相當大 (例如由80：20變為20：80) ，並且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完成。***
4 “螞蟻模型” 的 “蝴蝶效應”
螞蟻實驗虐待了生物學者的心智，無論他們怎樣修訂實驗條件，螞蟻的行為都呈現相同的總體模式，但任何短期變動均不可預測。
經濟學者A. Kirman乘隙登場，拋出sense：(生物學者) 通過單一行動者(即 “個蟻”) 的行為模式來解釋整個系統 (即 “蟻群”的行為) 的行為模式，根本上是行不通的。*** 因為這是一個 “互動系統” 。
Kirman建立了「螞蟻模型」，成為這方面的研究先驅。
個別螞蟻的行為可以是 a自主而保持慣性的(即特立獨行，個人風格的。) ；
也可以是 b自主地改變主意的(即變幻自如，有型有格的。) ；也會是
c受別的蟻影響而加入或保持在主流群體或方向之中的。 (即人云亦云的，子曰：「吾從眾。」)*****
該模型表明：
A在短期內，蟻群行為的變動(呈現為百分比) 是無法預測的，就算對個蟻行為有所掌握也一樣不行。**** 因為對個蟻行為的掌握頂多只去到機率的地步。
B不過，這個系統在長期上有很顯明的形態。***
首先，在大部分時間裡百分比(相對地)趨於兩端化，**** 接近50：50的情況相對稀少。証明 “蟻為社會的動物”。
其次，如果蟻群中較多個蟻傾向(b)自主地改變主意，即社會性較低，則系統較接近50：50的情況。***
反之，如果蟻群中較多個蟻傾向(c) 從眾，即社會性較高，則系統較接近兩端化的情況，並且不輕易逆轉。
5作者認為「支配螞蟻行為的原理也適用於人類。」*****
許多重要的社會與經濟場域都有 “螞蟻行為” 的主要特徵，*** 就是短期內不可預測，但長期會不知不覺地合併成有規律的模式。****
這証明了 “人與蟻皆為社會的動物”。
作者舉出了幾個場域，分別闢出章節討論，包括選舉、犯罪、投機市場、婚姻狀況…..
(丙) 有趣的學理延伸—–犯罪經濟學
6 諾獎得主G. Becker於60年代引領關於犯罪的經濟分析浪潮。
基於“理性選擇”的前設，對犯罪行為進行成本效益分析，得出以下的結論：
“犯罪”也可以設想為一個“市場”， 罪行的效益很明顯地就是其利得(如贜物)，而成本則包括 a作業成本(如購置器材)，b失手被捕的機率，c面對的刑罰。
(註：b和c相乘便是 “失手”的期望值expected value。)
刑法系統施加於犯罪者(ie廠商)的懲罰可以視為對 “犯罪供給”supply 徵收重稅， 從而削減了總供給量。***
所以嚴刑峻法可以減弱犯罪「誘因」而促進天下太平。***
7傳統犯罪學對這種分析大為嘩然。
根據犯罪學的觀點，刑罰的機率和嚴厲性，對抑止罪行作用不大，犯罪者很少考慮後果。 犯罪行為通常出自動機，*** 移除動機乃是首務之急。
美國 “自由派” 犯罪學者E. Currie 以 “傳染病擴散模型” 詮釋犯罪行為，認為“感染”是一種社會過程，犯罪亦然。****
犯罪不是經過理性考量而採行的策略， 而是受次文化驅動，***不計後果的行逕。 犯罪之前, 未及 “後悔”.
把病人關押醫院，不是應付傳染病擴散特別有效的方法, 解決本源在於阻絕感染而不在治療。 同理，解決犯罪問題，防患未然永遠重於事後制裁。***
犯罪學一般認為 “貧窮和失業” 是導致罪行的最大成因。*** 這與大量觀察相符，卻難以解釋“貧窮的農村”犯罪率低於“富裕的城市”，與及同一社區在不同的蕭條年代卻有著巨大的犯罪率落差。
8兩派的基本分歧，引致公共決策的重大爭議。
經驗証據不足以說明 “消極的誘因” 和 “積極的誘因” 何者對犯罪行為更具影响力.***
“消極的誘因” 指的是 阻止犯罪 的措施. 如嚴刑峻法, 掃蕩黑點.
“積極的誘因” 指的是 預防犯罪 的措施. 如就業輔導, 改造方案.
兩者之中應該以何者作主導, 是政策辯論的焦點. 經濟學者及警務界支持前者主導; 犯罪學者及福利界則支持後者.
9根據「螞蟻模型」進行的經濟分析則得出相當不同的觀點，並且足以較全面地解釋犯罪現象。
「犯罪螞蟻模型」是這樣建立的: 把社群分割成三個組別
N組—不可能犯罪的人, 即犯罪機率接近零的人群;
合理地概括大多數25歲以上的婦女, 和養老金領取者之類.
S組—現下沒有犯罪傾向, 但有可能犯罪的人, 即犯罪機率稍高的人群;
犯罪學文獻已有定論, 青少年男性犯罪傾向明顯較高. (當然實際上他們犯的大多是情緒性輕微罪行.)
和
C組—有犯罪傾向的人, 包括活躍的犯罪者. 即犯罪機率甚高的人群.
模型的關鍵處在於: 從時間軸上觀察蟻群在各組別間的流動狀況.****
即品行良好的蟻在何時, 以何等規模*** “學壞” ; 同理, 在何時, 以何等規模進而 “學成有所用”.
用行話說, 模型描述任一特定時間點 “犯罪組” 占社群比重的 變動過程.*****
因此, 這是一個動態模型.
雖然這個模型並不觸及 “好蟻” 學壞的原因和過程, 但根據 “感染論”, 其受 “壞蟻”影響, 則殆無疑問.
「螞蟻模型」的基本哲學是: 在蟻群中, 任一組別所佔比重愈大, 則其他組別的蟻加進這組別的機會就愈大.****
模型著重社會互動作用, 可以推導出以下兩點:
Th. 在任一 “次群體”(例如讀書會) 中,
A罪犯所佔比重愈大, 其他人轉化為罪犯的可能性愈大; 與及
B守法的人所佔比重愈大, 罪犯迫於壓力, 轉為守法的可能性愈大.***
結論: 個人根據外部因素形成自己的觀點 (外部因素包括社會和經濟狀況, 與及法律懲罰結構.), 然後用這觀點決定在組別之間移動.
個人並非根據 “經濟理性” 的方式為人處世.
10現象解釋
根據「螞蟻模型」,Th. 社區的人際互動力量愈強大, 即歸屬感愈強 (例如對黑社會堂口更加忠心.), 則人們受他人影響的力度愈大(參予犯罪更加活躍), 改變行為的機率愈低(很難做返正行).
農村社區歸屬感極強, 且自古篤信宗教, 人們很難學壞, 所以雖然貧窮但犯罪率極低.
城市最初人口由農村移進, 然而 “橘過江則變為枳”, 城市社區歸屬感薄弱, 只要外部條件有所變化 (例如失業賭輸), 個人容易變成罪犯. 罪犯累積到某個比重, 稱為 “關鍵點”, 正回饋力度加大, 犯罪率便會飈升.***
況且城市雖富而部分社區可窮(紐約雖富而哈林可窮), 則該區極易成為犯罪温床.***
同理, 一個高犯罪率的城市, 由於堅決(及有財力) 滅罪及施行嚴法(某種外部條件的變化), 罪犯 知所/被迫 稍為收斂, 起初遂有微薄成效. 問題是否能越過 “關鍵點”, 啟動正回饋機制, 而使犯罪率大降, 據「蝴蝶效應」, 此為不可知.***
所以, 紐約能滅罪, 不代表芝加哥可以辦得到; 也不保証紐約永遠不會墮落, 變回 “犯罪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