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151113西方憑什麽 (朝日版)

讀書札記151113
西方憑什麽 (朝日版)
朝日執筆

《西方憑什麼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2010) Ian Morris

朝日第一次接觸這本巨著,就已經強烈感覺到此書(的出版商)顯然是以某「崛起中大國」的國民為目標讀者的。 書名雖然指出了(不能否認的)現狀──「West Rules (the World)」,但同時卻不忘強調這只是現在(暫時)的狀況。言下之意,「東方」再次超越「西方」並非不可能,甚或更是必然之事。不過,「鬼佬書」向來喜歡將重點放在副題。本書的副題《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也許才是作者作為歷史學家真正關心的事。

然而,書的大標題已經足夠讓大國相當受落了,故此在本書出版的翌年,簡體中文版《西方將主宰多久》,就已經由位於北京,屬於「全國中央級出版社」的中信出版社出版了。書名的意思更加明顯,「西方」對世界的主宰「不久矣!」至於繁體中文版,則直到今年(2015)才由台灣的 雅言文化出版。書題為《西方憑什麼》,顯然沒有了英文原版的「for now」和簡體中文版「多久」的味道。不過,為了迎合「中華以外的大中華共榮圈」讀者群,還是加了一個不甚恰當的副題──「五萬年人類大歷史,破解中國落後之謎」。說其不甚恰當,是因為書中的論述其實是由七萬年前「意識大爆炸」和「出非洲」為起點,「五萬年」不知從何說起。至於書中的「中國」,也並非「一直落後」。不過這些並非重點,這裏也就不作深究了。

朝日之所以說本書是以強國為對象,固然是因為其書名,但更重要的是其內容。若曾修習過傳統國術兵器套路者,都會發現一個相當明顯的現象,就是在大多數「對拆套路」中,其中一方都是「長槍」,例如「單刀進槍」、「雙刀拆槍」、「九節鞭對槍」、「大掃子破槍」等等。何解?因為「槍」為「百兵之王」,確實威力強大,故所有其他兵器均以其為假想敵也!Morris書中以「西方」和「東方」作比較研究對象,其中「東方」指涉的相當穩定地是「華夏文明」,而「西方」卻不斷「搬龍門」,由美索不達米亞而埃及而希臘羅馬而西歐甚至美國。也就是由六大派高手車輪圍攻光明頂,這不啻是對我泱泱中華最大的抬舉!只是,在朝日「大中華文化身分認同」自High之餘,仍是認為,若作為比較基礎,這種實質上是以一對多,以(相對)「穩定核心」對「多元離散」的方式,顯然是並不合適的。

雖則作者舉出了經典的「亞舍利手斧Acheulean Handaxes」作為「東方」與「西方」存在「清晰可見」分界的證據。(有關「亞舍利手斧」和「莫赫蘭線」的詳情,可參閱《掌門天地》讀書札記151005)。這個由美國人類學家 莫赫蘭Hallam Movius早於1948提出的理論,經過多年來無數的質疑和批判,在六十多年後的今天是否仍是如此堅實,姑且不論。即使是Morris書中往後的論述,也似乎並沒有就此將「莫赫蘭線」視為「東西方的分界」。相反,其「西方」的定義相當「游移」。雖然作者提出了「文明核心區」之說,意圖為其「搬龍門」自圓其說,但若「西方」不同時期的「文明核心區」,其實並不屬於同一文明或文化,將其籠統地稱為「西方」又有多大意義?況且,「印度次大陸」究竟是否屬於西方?「阿拉伯世界」又當如何視之?這樣的問題太多了。

不過,在朝日看來,欣賞一部優秀的學術著作,最重要不是看其得出的結論,而是其獲得結論的過程,也就是所謂的「方法論」。Morris此書最精彩的地方,在於其以「能量取用」、「組織能力(城市規模)」、「資訊處理」,和「戰爭力」四個方面,建立了一種量化的「基準指標」,用以比較不同文明的「發展程度」。

固然,選取此四項數據是否恰當,本身已有可議之處,(須知其提出的首三項其實都可從最後一項「戰爭力」得以反映──取用能量有效率自然「更好打」;組織(拖馬)力強自然「更好打」;資訊處理(指揮)好自然又「更好打」。順帶一提,現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用以評估各國「發展程度」的「人類發展指數HDI」,則是以「預期壽命」、「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以基礎數據。)但想到建立一套「比較基準」,本身已是一項偉大的創見。無怪乎其行家,另一位以研究世界經濟史著名的哈佛歷史學教授Niall Ferguson,稱讚Morris是在嘗試建立歷史學的「統一場論」(物理學中對建立一個能夠解釋「重力」、「電磁」等「基本交互作用」的「單一自洽的場論模型」,目前尚在「嘗試中」。),誠非過譽。

朝日初看這本書,就不期然想到以色列學者Yuval Harari的名著《Sapiens》(簡體中文版:《人類簡史》/繁體中文版:《人類大歷史》)。兩者都具有恢宏的歷史氣魄,都是從七萬年前「出非洲」的「天地玄黃」開始說起。不過到了最後(當然只是指「現在」,我也不希望「現在」真的已到了「最後」),以副題「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看來,Morris希望做的是「鑒古知今」,以至揭示將來。不過,從他建立「比較指標」的幾項「基礎數據」,他關心的更多是「硬數據」,正所謂「發展是硬道理」,這除了又碰巧對上了大國的胃口外,還非常切合他計量經濟史學家的身分。至於Harari《Sapiens》的初版書名為《From Animals into Gods》,他描寫完人類過往七萬年歷盡萬難的「奧德賽史詩」後,在書的最後貫徹了其「左膠」本色,提出了一個疑問──好了,做了幾萬年野獸,好歹掙扎拉扯了幾千年,現在我們成了上帝了,但我們真的比從前快樂嗎?這種「成功」稱得上是「階段性勝利」嗎?二人的「終極關懷」,似乎正正反映出「經濟學派」和「人類學派」涉足歷史研究的主要分歧。

另一方面,作者也似乎把「地理因素」描述得過於「強大」。地理因素對於地區發展,在越古早之時確實越為關鍵,但卻未必一直能夠保持著同樣的影響力。各區域文明的形成,固然得力於地理環境,早期文明的許多特徵也可能由不同的地理因素所形塑。然而,文明發展過程中,除了地理因素,往往還會因著一些偶發性事件,為文明烙上了各種的文化特質,這些特質的「有機成長」,反過來又會推動文明以難以預料的方向發展。當一個文明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和規模,並建立了穩固的文化規範後,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就會大幅降低。例如中國自從秦皇統一政治,漢武統一思想後,「大一統」就成為華夏文明的一種「宗教信仰」。這種信仰在理想層面表現為「天朝思想」,在現實層面則表現為向周邊地區作穩定而緩慢的(農業)擴張,而傾向規避高槓桿高風險的遠程拓殖。另一方面,「大一統信仰」令中國長期處於(名義上的)「統一」狀態。這顯然是一種「自我實現」,而「統一狀態」與「統一信仰」之間也不斷互相強化。長期(政治和思想上)的「統一」,令華夏文明缺乏「競爭精神」,這也是令「冒險」成為禁忌的原因。

Morris書中說「是自然地理條件,決定了歐人横越大西洋比東方人横越太平洋更容易。」由此他認為大明高官對鄭和的禁制,其實與伊莎貝女王資助哥倫布冒險,同樣是做了「對的事」。朝日對Morris此說並不認同。什麼是「對的事」?稍有歷史感的人大概都會認同,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所謂的「對錯」,其實只是相對於倫理價值而言,而非以「效益」為評價標準。這本身就是一個「文化因素」的問題。

有軍事名言曰:「沒有任何一個天嶄,比由一群勇武壯士守護的城堡更難逾越。」以鄭和當時所擁有的技術和資源,只要有心為之,就算在太平洋群島「跳島作戰」,也終有一天可以到達美洲。太平洋再難克服,也只是「地理」的阻隔,又如何及得上「天時」──「千餘年文化壓力」的障礙呢?這股巨大的力量,除了影響著大明廟堂上的袞袞諸公外,更重要的,還同時深植在鄭和本人,還有他整個團隊的心坎之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