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E隨筆150624

「理性化」的公共政策

執筆人：蟬

 

〈平權行動〉

70年代末，美國黑人人權運動戲劇化地影響大學院校的收生政策，由過往完全排斥黑人，倒轉為大力向少數族群自我推銷。 有些學校甚至將黑人學生列為優先錄取的考慮因素，並為黑人保留若干入學名額。 這波向黑人傾斜的行動稱為「平權行動」。

 

1977年，白人學生Bakke申請加州大學醫學院遭拒後，向法院申訴該校的 “平權計劃”，指在該計劃下，共有16個名額保留給黑人學生，黑人和白人申請者則被放置於不同的收生程序中分隔考量。 Bakke指縱使他的入學試分數比某些被取錄的黑人要高，卻未被取錄，而這是一種「反向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

1978年 聯邦最高法院作出有史以來針對高等教育平權行動的首次判決，裁定公立大學不准保留固定名額給予特定族群， 但可將種族列為錄取學生的核心考慮因素。

 

固然，平權運動的正反雙方皆認為自己的立場是 “公正的”。 反對平權行動者認為公私部門的決策應該「色盲」，正如大法官John Harlan的名言「我們的憲法是色盲的」。然而，支持者卻認為平權行動是補償黑人過去受到的虧待。***

 

平權運動作為一種國家政策為何惹來如此激烈的反應？ 撇除社會不同利益團體間的對抗，究竟各種政策是如何產生的？又為何會引起諸多爭端？

〈公共政策的理性化計劃〉

現代法治國家如美國，政策制定的走向一般體現在訂立法律上面。 美國立國以來一直試圖以設計憲法去阻止政府成為專制多數的利己工具。1870年哈佛法學院院長Langdell著手改革法律，試圖將政治因素從中抽離。

 

19與20世紀之交，所謂的「進步黨改革派progressive reformers」力主將政策制定權從民選機構之手，轉交專門的管理委員會和專業管理人，目的是使其更合乎科學和更少政治成份，追求「非政治化管理科學apolitical science of government」。

各大學、基金會和政府本身都努力培植 “政策科學家policy scientist”，並切實推行學者Stone所稱的「理性化計畫」。

 

理性化計劃中，分析範疇凌駕政治之上甚至超出政治之外，意在提供一個正確的制高點，讓人們能夠判斷真實世界的善惡。

「公共政策理性化計劃」有三根支柱：1) 推論模型model of reasoning；2) 社會模型；3) 政策制定模型model of policy making。

 

「推論模型」指的是理性決策，在模型當中，決策遵循著一系列定義完善的步驟。那些步驟一般包括：

a釐清目標；

b辨別達成目標的各種可能行動路線；

c預測和評量每一條行動路線的可能後果；

d選擇其中最能達成目標的路線。

 

這種決策模型大行其道，但每當應用到政策制定上面，卻常會陷入困境。 政治制定者可能同時追求互相矛盾的目標（e.g. 既要減低社會福利開支，又要加強對傷健人士的援助。）；也可能因為無法訂立具體有效的政策，而轉為訂立策略性目標；也有政客將狀況描繪成已達到目標的樣子來瞞混過關（e.g. 輸掉了街頭抗爭，卻贏得了巿民的覺醒。）。

 

由於政治推論本質上是種策略性描述， 旨在說服他人以達到自身的政策目的，故而根本不存在完全客觀、理性和撇除政治立場的推論模型。***

 

「社會模型」把社會視為一群獨立自主、理性的決策者的集合：巿場。***

在模型中人們沒有共同生命，之所以進行互動完全出於想透過交易盡量擴大個人福祉。 每個人有各自的偏好和目標，並各自權衡達到目標的不同途徑，以獲致最大滿足。正因為巿場，理性模型才得以成立。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的偏好由於心理和物質上的依賴、感情聯繫、傳統和社會價值等複雜因素交义作用，而變得浮動不定。 偏好很大程度取決於呈現給他們的方式和渠道。 這種將人視為理性動物的假設，在政策制定中必然會引起矛盾。

 

「政策制定模型」則是一個生產模型，政策是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地產生的，幾乎就像在工廠裝配線上做出來一樣。 許多政治學者用「組裝元件」一詞談論政策制定。

這模型將政策制定視為理性的 “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然而很多政策往往是先有解決方案再尋找問題（e.g. 高鐵項目）。而且這種模式忽略了政策辯論當中大部分是理念之爭，而非簡單的解決問題。

 

 

參考

《政策弔詭：政治決策的藝術》(1988) Deborah St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