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史131002
傑弗遜傳(39) 浪花淘盡英雄
朝日執筆
〈美國簡史番外篇〉： 天才傑弗遜和他的對手們（十九）「最終回」
身前事，死後名。The Lives and Deaths of the Genius Jefferson and His Antagonist
數風流人物，還看〈伯爾〉
與傑弗遜相比， 他昔日的對手伯爾，無論餘生和死亡都顯得更為低調。伯爾在「叛國案」中雖然被判無罪，但政治前途已經徹底完結。更可悲的是，在他老家紐約，人們還未能忘懷漢密爾頓被殺的仇恨，令伯爾根本連回去也不敢想，更遑論重返執業了。在美國無處容身的伯爾，選擇了到歐洲「流亡」。
以伯爾的級數，在美國這個「純情之鄉」，當然算是「奸到出汗」。不過來到歐洲這個「狼虎之地」，論權謀心計，箇中高手實在大有人在。他在歐洲浪蕩了幾年，雖然憑著「卸任美國副總統」之名，也見到不少名流政要，但那些老奸巨滑的英法政界精英，又豈會輕易被伯爾的花言巧語所蒙騙？伯爾在歐洲的數年可謂投閒置散，一事無成。
直到1812年英美開戰，伯爾唯恐繼續留在歐洲會有危險，遂以「愛國者」之名，重返母國的懷抱。這時他和漢密爾頓的事已過了八年，紐約等地的「漢粉」對事情也逐漸淡忘，加上大戰爆發，舉國的注意力都放在戰事上，人民和傳媒也根本無暇關注「伯爾回國」這等小事。
伯爾返回紐約，重新執業當起律師來。與昔日意氣風發的青年才俊不同，今天的伯爾行事異常低調，經常害怕人們重提種種往事。伯爾只希望可以平靜地度過餘生，可惜上天向來不從人願。正當伯爾的業務漸入佳境，南卡羅萊納的外孫卻遽然病逝。這是伯爾最為痛愛並寄以厚望的外孫，他的死讓伯爾大受打擊，而伯爾經歷喪子之痛的女兒，更是痛不欲生。伯爾寫信讓她來紐約同住，以便父女二人可以互相慰藉。然而禍不單行，1812年底伯爾女兒乘坐的客船，在駛離查爾頓港以後，一直都沒有到達紐約。有人說船在海上遇上風暴沒頂，也有人說是遭到海盜洗劫。這些傳聞都沒有得到證實，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從此再沒有人見到當天上船的任何一個人了。
伯爾接連痛失至親，白頭人送黑頭人，悲痛莫名。晚年難耐寂寞，在77歲時又聚了一位填房夫人。三年後的1836年，伯爾在紐約病逝，享年80歲，死後葬於其母校新澤西學院（也就是後來的普林斯頓大學，伯爾的父親Aaron Burr, Sr.是該校的第二任校長，不過在伯爾入學前早已離世。）所在的普林斯頓。
伯爾臨死前，他的好友到牀前探望他。在彌留之際，一位朋友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向伯爾問了一個可能全美國人民都極感興趣的問題：「伯爾，我親愛的朋友，請你告訴我，當年你是否真的密謀奪取墨西哥，並打算分裂美國國土？」伯爾掙扎著從牀上爬起來坐好，正色地回答：「不！我只是盤算著，若我一旦成功奪取了月球，我就會立即通知我的朋友們，好讓他們到來和我一起分享！No! I would as soon have thought of seizing the moon and informing my friends that I would divide it among them.」— 好樣的！伯爾至死也不失其本色！
回顧伯爾一生，他教會了美國人「什麼是政治」，「什麼是選舉」，並展示了一個完整的「政客」形象。只是，他實在超越時代太多了，加上面對強勁的對手，最終只能得到一個又一個的遺憾。伯爾還曾經部署過多個「驚天動地」的計劃，可惜往往也是棋差一著，功敗垂成。也許，他一生最成功的一次，就是在決鬥中「成功地」將漢密爾頓置諸死地。
七十多年後的一個深秋，在黃昏時分有兩位知名學者，信步來到這個墓地。他們一直走到伯爾的墓前，停下了腳步，在墓前佇立良久，憑弔這位曾經叱咤一時的前副總統。其中一個開口了，雖然聲音小得也許連身邊的人也聽得不很清楚：「世人對你的誤解，實在是太深了！」說這話的是當時的普林斯頓校長，著名的歷史學家 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不久之後，威爾遜就辭任校長之職，開始了他的從政生涯，並在1912年當選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他在任內更成功斡旋各國，爭取成立了聯合國的前身「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可惜的是美國國會並沒有同意加入。
〈漢密爾頓〉
日本戰國傳奇名將 織田信長 歌云：「人生五十，如夢似幻，旦夕顯威，豈有不滅？」要數光彩耀目，當然就不能不提漢密爾頓了，他連死也要為全國帶來震撼。這位美國首任財政部長，在他短短不足五十年的人生中，建立了輝煌的功業。他在生命中最光輝的時刻殞落，留下無數的疑問與嘆息。
他文韜武略，出將入相，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一套極為完整的政治哲學和實踐體系。*** 他的思想是傑弗遜思想的完美對應，幾乎剛好在每一個問題上都表現出一個硬幣的兩面。 傑弗遜將漢密爾頓引為一生的宿敵，他們二人被認為是美國一切政治思想的根源— 無論是在操作層面，抑或哲學層面之上。
與筆鋒銳利但拙於言辭傑弗遜不同，漢密爾頓（還有伯爾）是天生的演說家。他詞鋒銳利、英俊瀟灑、風度翩翩、魅力不凡。無論在「制憲會議」、紐約州通過《憲法》的特別會議、華盛頓時代的國會，以至決定伯爾和傑弗遜勝負的眾議院總統選舉會議中，漢密爾頓都以他震懾人心的演說，讓每一個與會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改變了會議的結果。他創造了議會游說文化和政治妥協的傳統。***遺憾的是漢密爾頓早生了二百年，若在今天「表演政治」的時代，傑弗遜絕對不會是他的對手。
長久以來，由於漢密爾頓建立的聯邦黨後勁不繼，政局長期為民主共和黨及其衍生黨派所把持。及至二十世紀上半葉，「民權主義」高漲，史學界亦一度由左傾的「進步學派」主導。基於上述的種種原因，史學界長期存在「揚傑抑漢」的傾向。***
儘管，即使是其反對者，亦會認同漢密爾頓是史上最偉大的財政部長，但他對工業和強大政府的重視，卻讓人將他劃為「平等和自由之敵」。保守的傑弗遜支持者認定，漢密爾頓鼓吹的工商業化和城市化，衝擊了作為「美式自由」核心價值的小農基層民主體系。
不過隨著時日的推移，二戰後學術界，似乎更多地認識到漢密爾頓長期以來都被誤解了的精闢思想。從後來歷史發展的軌跡看來，漢密爾頓的很多見解甚至比傑弗遜更為高瞻遠矚。當「新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中期開始成為主流後，歷史學界又似乎形成了新的共識，就是漢密爾頓所推崇的工業化大城市，才是「自由和機會」的真正體現。***
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重大政治哲學的領域中有一項，也幾乎是僅此的一項，是漢密爾頓和傑弗遜沒有分歧的— 雖然是基於不同的哲學理念，但這兩位哲人都是堅定的「廢奴主義者」！***
傑弗遜出身於上流社會，對「奴隸制」的厭惡出自一種理想主義的「悲天憫人」，與儒家所謂君子的「仁心」有點相似；漢密爾頓出身寒微，靠自己的努力爬到建制的頂端。 雖然他也受過人道主義的薰陶，但漢密爾頓反對奴隸制，終究還是因為這個制度對建制的持續穩定極為不利。這種想法可以視為一種現實主義的「操作手段」，是法家所謂的「法」和「術」。 二人的終極目標— 「廢奴」相同，但奈何在有生之年都不能實現。
不過，如果將「廢奴」視為一場二人的「思想競賽」，則最後獲得勝利的還是漢密爾頓。幾十年後，同樣出身寒微而登上美國政壇頂峰的 林肯，終於完成了傑漢二哲當年未遂的心願。 而他成功的關鍵，正是漢密爾頓一直推崇的「工業化」！在南北戰爭中，漢密爾頓「戰勝了」傑弗遜，美國從此就一直向著工業國家的方向邁進了！
在今天這個「中立主義」盛行的時代，幾乎所有歷史學家都已經達成共識，就是傑弗遜和漢密爾頓都是超凡的偉人！美國歷史的發展，正是在二人尖銳對立中創造出來的。凡是認同政治中不能缺少「民主」的人，都必須同時認同傑弗遜的貢獻；只要是認同政治中需要「穩定」的人，就不能否認漢密爾頓的偉大。漢密爾頓和他建立的聯邦黨，雖然並不信任民主，但他們努力建立了一個強大和穩定的政府；而這個政府則被傑弗遜成功匯入民主的體系— 這就是今日的美國！
美國的人民倒也沒有忘記漢密爾頓，除了經常可以在十元美鈔上，看到他「Chok爆」的肖像外，美國現在還有九個「漢密爾頓縣」分布於南北各州。
〈馬歇爾〉
如果說漢密爾頓是在影響力最大的時候死去，那麼馬歇爾則是一直保持著巨大的影響力，直至死去。 因為根據《憲法》，聯邦法院大法官的任期是終身的。當他的聯邦黨友逐漸被人民所摒棄，一步一步被迫淡出歷史舞台，最後幾乎完全喪失了在行政和立法機構發言權之時，馬歇爾以一己之力，堅守他聯邦主義的主張。稍讓人感到諷刺的是，馬歇爾作為聯邦主義者，一直強調建立強大政府的重要性，然而他卻屢次與聯邦政府對抗，悖逆行政當局的意思，以至竟然成了反對「大政府」的民權主義者心目中的英雄。
縱使身邊的民主共和黨籍大法官越來越多，但馬歇爾直到去世前，始終都把最高法院的控制權牢牢地握在手中。馬歇爾多年來不斷與傑弗遜和他的後繼者，產生各種矛盾甚至對抗。後人卻認為，正是這一系列的矛盾和對抗，使美國的政治體系日益完善。馬歇爾創造和奠定的強大「司法權」，出乎意料地完成了傑弗遜對政治權力的期許— 對行政權力無限膨漲的「天性」，作出最有效的制約！
馬歇爾畢生視華盛頓為導師和偶像。故此，除了在司法領域留下了不朽的貢獻外，馬歇爾在晚年還寫了一本華盛頓總統的傳記。這本書在當時引起了話題，也相當暢銷。不過，他的反對者卻認為，馬歇爾只是以歌頌華盛頓為名，宣揚早已成了明日黃花的「聯邦主義」為實而已。
一個屬於「歸正宗Reformed Churches」的學術組織，於這位偉人逝世後翌年的1836年，在費城附近成立了美國第一間以馬歇爾命名的大學— 「馬歇爾學院」（後來與「富蘭克林學院」合併，成為今天在美國大學排行中名列前茅的「富蘭克林和馬歇爾學院Franklin and Marshall College」。）。時至今天，不計上述的「馬歇爾學院」，共有一家大學和四所法學院以這位「史上最偉大的首席大法官」為名，其中就包括馬歇爾和傑弗遜的母校— 威廉和瑪莉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的法學院。
1884年，當時美國的殿堂級雕塑大師 史杜里William．W．Story，應美國律師協會的委託，塑鑄了一尊馬歇爾像，安放在最高法院的一樓（地下）。另外還有三座複製品分別放在華盛頓特區的憲法大道和第四大道，以及費城藝術博物館內。為馬歇爾大法官造像，其實也算是圓了史杜里的一個心願。他的父親Joseph Story曾以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身份，與馬歇爾在最高法院共事超過二十年。史杜里黃髮垂髫之時，曾與這位「法律界的傳奇」有過一面之緣。據史杜里說，當時就已被馬歇爾的不怒而威所懾服。
1835年，七十九歲高齡的馬歇爾，終於不得不退下他鞠躬盡瘁三十四年的首席大法官位置— 他病逝於《憲法》的誕生地費城。為了對不朽的偉人致以最高的敬意，費城決定敲響著名的「自由之鐘Liberty Bell」，向這位《憲法》和自由的忠實捍衛者，表達沉痛的哀悼。就在鐘鎚敲下去的一刻，「自由之鐘」裂開了！鐘上留下長長的裂痕，直到今天仍然清晰可見！
今天，馬歇爾位於維珍尼亞首府列治文Richmond的故居，已被州政府列為法定古跡，成了一個讓人們了解這位律政偉人生平事跡的博物館，也是當地的一個重要地標。